他的能力就连曹操也顾忌，说“狮儿难与争锋！”
到袁术称帝，孙策果断去信划清界限。曹操也趁机拉拢，加封为讨逆将军，封为吴侯。（吴国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。）
放弃传国玉玺借兵迅速扩大地盘，趁袁术称帝果断自立，这些事情绝不是仅仅一个“勇猛刚毅”就能做到的。
他的胸怀大志，他非同寻常的眼光和韬略，他的励精图治、苦心经营，知人善用和超强的领导力，开启了东吴的强盛之路。
他临死之际为维护孙氏政权的长治久安采取的系列重大举措，更加说明，其政治谋略和气度胸襟丝毫不逊于军事才能。
比如：
把江东交付给弟弟而不是像历代帝王传给自己的儿子；
三个弟弟中，不选勇猛最像自己的三弟孙翊（“骁悍果烈，有兄策风”），---当下的形势下单凭武力无法图谋霸业，而选“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的孙权；
挑选周瑜和张昭为孙权的左膀右臂（“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”）。
事实证明，他是对的。在周、张力挺下，年仅18岁的孙权慢慢站稳脚跟，东吴也走上了持续壮大之路，最终三分天下。
从16岁父亲去世到他外出狩猎遇刺重伤，26岁英年早逝，从寄人篱下到一方诸侯再到放眼全国，他的志向、梦想一直都在。
虽有人评价他“轻佻，以至殒身”，但“轻佻”是否必然“殒身”是有待商榷的。曹操还有为张绣婶婶差点送命的时候呢！所以，他勇猛刚毅却不是无脑莽夫，杀于吉自然也如此。
了解了孙策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志、深谋远虑的人，再看他为什么非杀于吉，就简单多了。
作为一个江西（古之江西即江以西）起家的将领，他统帅江东（今之江南）虽然民众基础不错，“江东之民，皆呼策为‘孙郎’，但闻孙郎兵至，皆丧胆而走。及策军到，并不许一人掳掠，鸡犬不惊。”但在本地很多士族人看来难免有“入侵”嫌疑，不然许贡也不会试图密奏汉帝举报他了。
他从无到有建立的霸业面临的是一个初建不稳，存在巨大潜在威胁的局面。
许贡的密信当然没送出去，因此送了命。而孙策也因此被其门客记恨，一次外出狩猎落下随从，中了毒箭。
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描述是，虽负伤，但静养了几个月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不幸的是于吉成了他的第二个许贡，----虽非主动加害孙策，孙策却因他而亡，----怒火攻心，引发箭疮毒发而亡。
于吉是个道士。
无论三国志的裴注还是演义里的描写，他都是那种近乎于神人或是妖人的地步。他建立了许多道场，聚集众人，在一起烧香、诵经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，并且制作一些符水为百姓看病，效果都很灵验，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百姓都信奉于吉。
孙策起初并不在意。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一开始他更多是从反对神仙法术的角度，亲手扯掉了家里到处贴满的灵符。
但一次，孙策在城门楼上聚集众将，大宴宾客，于吉穿着道袍经过城门，竟然有很多人不经请示，离座观望。
此时的他虽生气也还是极力克制的。待派人将于吉抓来，下至民众上至其部将，都变得激动，纷纷跪地求情，甚至请出了其母吴夫人。
据说，一些信奉于吉的将领还联名上书，请求赦免于吉。没想到孙策看了联名信后更加火大。
他曾对吴太夫人吐露心声：“于吉乃是妖道，擅长蛊惑人心。军中法纪森严，可一些将领见到于吉之后竟然不在顾念君臣礼仪，抛下儿子去拜谒于吉。像这样的人，怎能不杀?”
是啊，上上下下对于吉的尊崇已经远远超过对孙策的敬畏，个人面子是小，政权的安稳是大。
若于吉振臂一呼，结果如何，真不敢想象。于是，越是求情的人多，孙策的杀心越坚决。
其实，从管理学角度，孙策杀于吉是无可厚非的。
一是黄巾起义的前车之鉴，黄巾军的头领也是靠治病救人的“五斗米教”聚拢的民众，不能不让人顾忌。
二是即使没有黄巾起义，管理的“控制”职能也要求身为东吴老大的他必须做点什么，防患于未然，维护东吴的安定局面和政权的稳定。
但作为新建霸业的外来户，他立足尚且不稳，拉拢安抚未必有用。同时，于吉信徒之众，他又有什么可以给予或交换的呢？
杀，成为必然选择。
说起来，汉末几位有名的道士，比如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，戏弄曹操的左慈，还有割据一方的张鲁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布道方式，结局也各不相同。
于吉以符水治病为幌子，聚集人气，修道诵经。布道的时候，注重走上层路线，争取了孙策帐下许多重要将领。这些做法对于道法的传播非常有利。
可是，剑有两刃。
于吉若非有意为之，真不该忽略世俗权力对宗教的影响。赢了人心，失了君心。而一旦世俗权力遭遇挑战，大概率统治者必将全力反扑，由默许，支持，变成剿杀。
于吉成了自己的掘墓人。
周雨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